01

GGGR在推动全球性别平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排名中，中国位居149个国家中的103位，而其中，教育的排名被认为不仅错了，而且错了三年。2017年，中国教育的排名在102位，而2018年，教育排名退到111位。从更长的时间看，2006年(即GGGR发布的首年)，中国在115个国家中排名在63位，其中，经济地位的排名是53位，教育获得的排名是78位，健康生存的排名是114位，政治参与的排名是52位；2018年，这四个分指数的排名分别为86位、111位、149位和78位。尽管直接对这长达10余年的两期进行对照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进入评估的国家不同，依据的数据背后的逻辑可能也不太一致)，但即便只考虑最近几年，中国的排位也在不断倒退。这不由得驱使我们对这个指数进行反思。

02

GGGR存在局限

综合性的指数建构是一项十分复杂和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GGGR是由4个一级维度、6个二级维度和14个具体指标构成(涉及的变量还不只14个，都有男女两性变量，然后再合成14个比率变量)。但是，指标的选取是不是合适，值得商讨。比如，在多个国际组织建构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中，出生性别比都是一个重要指标，但这个指标是否就能很好地代表健康平等？实际上，中国在母婴保健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孕产妇死亡率至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其政治参与的三个测量指标分别是：两性在议会席位中的比例差距、部级以上官员两性比例的差距、过去50年中两性国家元首比例的差距。这是不是忽视了参与地方政治及从事低端或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女性？是不是难脱“精英偏见”之嫌？

按照GGGR表1的介绍，本年度报告的数据源自UNESCO统计所(UIS)的教育指标，2017年或最近年份可获得数据。在四个教育指标中，中国的识字率数据使用的是2010年的数据。在过去数年中，中国的教育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从2011年开始，两性教育的获得差异已发生根本性扭转，如果采用已经大大落后、缺乏时效的2010年的数据来计算识字率(女性与男性之比=0.95)，无疑就会低估中国男女两性教育获得的平等程度。

GGGR对于数据的另一种处理是，在缺乏最新数据的情况下，采用替代指标。比如，对于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世界经济论坛使用的替代指标为：Percentageofstudentsinsecondaryeducationwhoarefemale，得到的数据分别为女生47.1%和男生52.9%。尽管在中等教育中，女生的比例(47.1%)低于男生的比例，但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的人口总量就比男生的人口总量少的缘故；也就是说女生少于男生不代表女生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实际上，这种算法可能包含了出生性别比失衡这个因素，也由此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叠加。在其他国家两性中等教育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直接使用了男女两性的净入学率，可能降低国家之间的比较意义；且出生性别比已在“健康与生存”分指数中计分了，对中国双重扣分。

初等教育的入学率数据缺失。在国别的详细介绍中，中国的初等教育入学率是缺失的，报告也未对中国的这项指标排序；是不是这个指标就没有加入到最后计算，报告亦未说明。但是，该指标的权重在四个教育指标中最大，几乎占到全部权重的一半，而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性别差别越来越小。该指标若未被计算在内，是不是会影响到教育分指数、进而影响到总指数的得分与排位？

再次，指数建构最大难点在于各个指标的权重确定。

GGGR的指数建构分为四个步骤：

一是比率转换，如一个国家若有100个部长职位，女部长占比为20%，女性与男性的比率是0.25。

二是确定相等基准，即除健康指标外，其余三个维度的“相等基准”都是1(即两性相等)。有两种可能的尺度可采用：(1)消极-积极尺度，可捕捉到性别差距的大小和方向，这一尺度会使具有男性优势或女性优势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并给予绝对平等最高分数；(2)单边尺度，衡量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不会使其他方面存在性别差距的国家处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GGGR似乎采用的单边尺度。从教育来看，如上面所说的原因，单边角度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一定合适？

三是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加权均值，计算分指数得分。计算方法是，变异最小的指标，权重最大。GGGR的表2列出了各测量指标的权重。在教育这个维度，权重最大的是男女初等教育入学率的比率，而最小的是高等教育入学率比率，因其性别差距最大，故标准差最大、在计算指数值时的权重最小。这样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初等教育数据的缺失还是高等教育权重的过低，都会拉低中国的排位。

03

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提出了警醒

建议借机切实推进一些相关工作

比如，进一步加强分性别的统计，提升分性别统计的质量。我国分性别统计提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很多指标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分性别统计数据，但一些指标只是针对女性的数据，缺乏可供两性比较的数据；而且，有些分性别统计的数据质量不高，有些无法直接使用，需要靠推算，这就难免出错。

又如，将分性别统计数据及时向UNESCO等国际组织更新。分性别统计的数据，不仅有助于我国政府、社会和学界对性别平等的现状和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也会影响到国际组织对我国性别平等状况的了解和评价。

再如，我们可否就利用世界经济论坛的指标和计算方法，用最新的数据来计算中国的性别差距指数(这些数据现在是可获得的)，并与GGGR进行对比，看看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样得到的结果可能更加客观。

最后，关于性别平等的测量指数体系。目前，社会各界对我国性别平等状况的总体把握依赖于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好的，但因指标选择理念的差异和国际组织数据更新的滞后性，我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在不同指标体系中的排名差异甚大。因此，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套基于中国实情、又有国际可比性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在北京世妇会前后，尽管国内学者也在指数建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这项工作没有持续，已建体系也缺乏实际应用；而国际组织开发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即便数据可信，但因跳脱国家情境进行简单比较，意义也很有限。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方法层面，中国政府和学界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也完全能够对全球性别平等指数指标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