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谈及文人与田黄之间的深厚情结，还是追溯田黄价值的起源，大抵都得从曹学佺此人说起。这位诞生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杰出政治家、藏书家与文学家，乃是福建侯官县洪塘乡人。他被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认定为“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能够创作出“六朝、初唐之格”诗句的唯一人物，亦是《蜀中名胜记》的作者，还校印过《十三经注疏》，与两大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凌濛初皆有交往。时世动荡，清兵入闽之际，他最终以身殉国，堪称明末清初坚守气节、坚定不移的文人典范。便是这样一位历经明代三朝、于宦海沉浮的文人，成为了与田黄结下不解之缘的首位人物。

曹学佺，明代诗人（1573—1646），乃福建侯官人，字能始，号石仓。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获授户部主事一职。其后官职累迁，直至广西右参议。天启年间，梃击案兴起，曹学佺所著《野史纪略》直书此案本末。于六年，因其私撰野史，有淆乱国章之罪，被削去官职，成为平民。崇祯初年，朝廷起用他为广西副使，他极力推辞，未赴任。在家闲居二十载，潜心于著书立说。南明隆武帝即位，他不惜倾家荡产，举起义旗，官至礼部尚书。待清兵攻入闽地，他入山自缢身亡。著有《石仓集》等作品

曹学佺与田黄石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清代施鸿保于《闽杂记》中有所记载：“明末之时，有担谷进城之人，以黄石压于一边，曹节愍公见之而大为赞赏，遂闻名于当时。”那时，曹学佺正因触怒蜀王而被罢官归乡，遂做起了明清文人归隐时常爱做的事——为自己建造园林。曹学佺的园子名为“石仓园”，既然称作“石仓”，自然得有上好的石头。由此，曹学佺凭借自身之力搜罗各类奇石，最终在闲庭信步于洪塘时，得以与田黄石邂逅，田黄与文人的缘分便就此开启，并历经明清两代一直延续至今。

自曹学佺之后，田黄的声名愈发响亮。有关田黄最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大概要数乾隆皇帝夜梦“福寿田”三字之后，便将产于福州寿山的田黄石作为元旦供品用以祭拜天地，以求年年国运平安昌盛、福寿田丰的吉祥之兆。而他的“田黄三链章”由正方形的“乾隆宸翰”、椭圆形的“乐天”和正方形的“惟精惟一”这三枚田黄石共同构成，分别通过三条约十厘米的田黄石链条相互连接，整体造型以其巧夺天工的雕制工艺而闻名于世，堪称世间罕见的奇珍，至今仍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中。

实际上，田黄作为贡品被送入宫廷并受到帝王推崇的时间恐怕还要更早。清代施鸿保在《闽杂记》中如此记载：“国初耿逆将其获取并献给京师权贵，致使挖掘几近穷尽。查初白《寿山石歌》中所云：‘强藩日取如输攻，初闻城北门，日役万指傭千工，掘田田已尽，凿山山为空。’”其中的“耿逆”所指的便是清初三藩之一的耿氏。在清顺治十七年时，靖南王耿继茂由广东移驻福建，并在福州建造他的王府，其后其子耿精忠更是役使成千上万的福州人，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水田中大肆采掘田黄，几乎到了挖掘殆尽的程度。而这些由大自然恩赐的珍宝，在此时已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入清代宫廷皇室之中，再由内务府的造办处制成印材，其数量自然极为丰富。只是那时的田黄仅仅作为众多奇石中的一种，虽有着绝世惊艳之姿却尚未崭露头角，一直到了乾隆帝时期，对田黄的推崇真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众多著名的田黄石御用印章在乾隆帝一朝层出不穷，例如“鸳锦云章循连环”、“信天主人”、“三希堂”、“长春书屋”等等。此风影响至后世帝王，包括咸丰帝也拥有“咸丰御览之宝”、“御赏”等田黄印玺。

就这样，以田黄制作皇家印玺的风尚，使得田黄石荣获“石帝”的称号，而“灿如金，润如玉，凝如脂”的田黄石也的确当之无愧。首要的原因自然是其纯正的黄色——田黄石中颜色出众者，“如隔河惊艳”。田黄的颜色有着橘皮黄、金黄、桂花黄、熟栗黄、枇杷黄等多种变化，其中尤以橘皮黄最为高贵——“惟橘皮黄四方者，两以上，易金三倍。余视成色高低而定”，民间俗语中的“一两田黄三两金”便是由此而来。当然，如今的田黄石价值更高，早已不是三倍黄金所能换取的。

《易经》中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黄色乃是“地气之光色”，无论是“有骊有黄，以车彭彭”的黄色神马，还是“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耳”的黄玉，亦或是“茀厥丰草，种之黄茂”的嘉谷和“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中的黄色狐裘，都象征着极为美好的事物，黄色在文化意义上深受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喜爱。而到了汉武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太初元年才正式摆脱秦制，宣布改制：“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此时，黄色已成为一种尊贵之色，不可随意使用。不过黄色被明确规定为帝王的象征色彩则要到隋唐时期。王懋的《野客丛书・禁用黄》记载：“唐高祖武德初，采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止士庶不得穿着，而对黄色服饰的禁用自此开始。”从此，黄色一直作为皇家的象征。而从田泥之中被挖掘而出的田黄，似乎自带天然的“地气”，拥有最为纯粹的黄色。这既是大地的颜色，更是帝王的黄色，宝气尽显，因而受到皇家如此的推崇。此外，田黄石的石质滑润如脂、抚摸时毫无滞手之感，具有所谓“六德”之美，即“温、凝、细、结、润、腻”六种美德，是其他石材远远无法企及的。

可以说正是乾隆之后帝王们对于田黄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致使绝大部分的田黄石流向宫廷，能够流入民间的田黄石数量稀少，“物以稀为贵”的效应直接导致了田黄价格的攀升，清代陈亮伯在他的文章《说印》中记载，他初入京城时，“田黄之佳者，每石一两，价六两至十五两银”，之后更是增加到“换银四十余两”，可见其价格之高，令人惊愕。到了清晚期，田黄的身价更是大幅上涨。曾任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的蒙族人巴鲁特崇彝在《说田黄补》中说道：“七两之石（田黄），竟得价二千数百元……一枚田黄章，重不过一两四钱，竟以二百五十元获取。”在诗文中也多有惊叹田黄高价的语句，擅长创作寿山石诗的黄任在《寿山石》一诗中咏叹：“迩来田石踊高价，居奇不肯输强豪。豪家意在索必得，牙侩弋获无遁逃。”郑洛英作《寿山田黄》一诗：“别有连城价，此石名田黄。秋霜老柿子，红意成饴饧。”还有曾元澄所作《以寿山田坑印石持赠冯展云誉骥学使并系以诗》咏道：“吾乡寿山韫奇石，声价重抵璧与琮。三坑月旦谁第一，山水俯首推田中。”诸如此类，既可见田黄价格之高昂，亦可见田黄在古人心中的至高地位。

仅凭光芒四射的动人颜色，或许博取帝王的欢心已然足够，但却难以深入文人的内心。田黄之所以能够成为文人们竞相搜罗收藏的对象，以至于“每得一田石，辄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更为关键的一点或许是其适合治印的特性。

在清代王士禛的《香祖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印章旧尚青田石，以灯光为贵。三十年来闽寿山石出，质温栗，宜镌刻，而五色相映，光彩四射，红如靺鞨，黄如蒸栗，白如珂雪，时竞尚之，价如灯光石相埒。”可见到了清代，在取材治印方面，寿山石的地位逐渐与青田石并驾齐驱，而被誉为寿山石中“田坑第一”的田黄石无疑更胜一筹。明清文人治印的风气极为盛行，在治印的选材上更是讲究到了极点。探究田黄之所以被选为印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包括田黄石在内的寿山石质地柔软易于雕刻。“古印章皆以金玉及铜为之。石刻始于明初会稽王冕。后来相传以昌化石、青田石为贵。至明末乃更贵寿山石。寿山属侯官县，去城北五十里，与芙蓉峰对峙，其所生石柔而易刻，大有二三尺者，或谓即珉也。”清代陈亮伯在《说田石》中提及“田黄纹理莹细，而石质中往往有大小墨点，并非沙子碍刀者可比，乃弥觉其古润也。”田黄石质温润又富有韧性，纹理细腻，刀感极佳，施加刻刀时毫无迟滞之感，也没有声响，且石屑成微卷的刨花状，即使再精细的变化也能够完全施展。既不必担忧石质太硬难以运刀，也不用担心石质过脆容易崩裂，无疑是治印的绝佳佳品。这也契合了儒家等传统文化进入成熟、稳定阶段之后，更加追求细节表达的要求。相较于硬度较大的和田玉，田黄自然更适合进行精细的加工。当然还由于刚性的玉需要由专业的玉工才能进行雕刻，文人难以亲自参与其中，只能间接地施加影响。而更为柔软的田黄，则能够让文人们自己介入到加工环节当中，与文人的关系也就更为紧密了一步。

除此之外，柔软的田黄石之所以受到文人的重视，与中国文化柔美审美倾向的逐渐盛行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自宋代以来，对柔美的追求明显胜于对阳刚美的追求。宋词元曲相较于唐诗，偏向柔美；书法风格偏柔；画风到董其昌时期高调区分南宗北宗，且明显尊崇南宗而轻视北宗。乃至江南文人的精神诉求几乎代表了整个时代文人的精神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玉文化为代表的柔美审美取向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田黄的发现以及被文人所看重，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总之，无论是文人亲自操刀进行篆刻，还是请求石工按照其要求进行文人式的钮雕或薄意，都可以算作是文人对于田黄乃至寿山石雕刻工艺的介入。

田黄作为名贵印石无根无璞，无派可寻，产量极少，采掘极为艰难。在清代龚纶的《寿山石谱》中对田黄石的产地有如下记载：“名品第一。田石：田石所产之地，散布在寿山乡一带水田底的古砂层之上。然而并非所有属于寿山乡的田，都能出产田石。那些未经寿山溪灌溉的田，即便在相邻的山丘上下，竟然也毫无产出。这也是一件奇异之事。石有黄、黑、白、红四种颜色。以黄色的居多，称为黄田，也叫田黄。名声最为显著，价格也最为高昂。但凡知晓寿山石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田黄的。其价值取决于颜色的深浅明暗纯正驳杂程度而定。”可见田黄仅仅产于寿山石溪所流经的寿山乡的某一带水田底古砂层上，而未经寿山石溪润泽的水田竟无一块田石出产。这样的事实，难免为原本就因其入帝王梦境的传说而变得尊贵的田黄石再次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实际上，田黄石是山体自然剥落之后随水流冲刷至水田之中，又历经了上万年的自然蕴藉与浸润，可以说，无数的机缘巧合才孕育出田黄石这一天赐之物，加之“无根而璞，无脉可寻”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说田黄神秘也不为过。再加上田黄为宫廷所重视，大部分的田黄石流入宫中，民间的文人雅士能够获得的田黄石相对较少。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田黄石成为稀缺之物，文人墨客对田黄石更是加倍珍视，成为名家治印的首选石材。又加上众多“神异诙诡之钮纹”的装饰，周尚均、杨玉璇等大家都曾雕刻过精美的田黄石作品，再后来更有林清卿宛如文人画的薄意雕刻，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田黄的珍视。龚纶在《寿山石谱》“名品第一。田石”中写道：“凡石之材，以方、高、大为贵”，龚纶特意在论述田黄石的时候强调了石材以方正高大最为珍贵，显然是以印材的甄选作为标准，可见当时的田黄石的确多作为书房案头赏玩的印石。陈亮伯在谈及田黄石章的要求时，则更为严苛，他说：“石章以六面皆方，长在二三寸以上者为最佳。必石毫无瑕疵，而又亭亭入格者也。比如四面各一寸之石。长及三寸以上为入格。长二寸者即嫌其太矮矣。若国初精品，则雕钮极其精致，以鸟兽水怪或仿古者为极精。”虽如此，但作为天然之物，田黄的形状“大小多天然。故削为方者甚寡”，古代文献中也依然有“田石贵者，恒以轻重论值，故石工得之，每仍其天然之形势，不忍割为方形”之句，随形章也因此应运而生，可见田黄石的名贵。

初任闲职

曹学佺于万历二年（1574年）降生于福州侯官县洪塘乡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其父曹极渠，以卖饼为生，其母早逝，家庭境况贫寒。曹学佺自幼便勤奋好学，曾于长乐求学，十八岁时进入府学，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会试落榜后，回乡与龚用卿之女成婚。当时龚用卿已辞官在家，凭借龚用卿的关系，曹学佺得以结识众多乡绅名流。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他再度奔赴北京，为次年的春闱考试做准备，并有机会与诸多名士交流切磋。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乙未科会试中，曹学佺以二甲五十名的成绩考取进士。会试时，策问的主题为“车战”，他回答道：“臣乃南方之人，不熟悉车战，请允许臣以舟战论述。”于是详尽地陈述了舟战之法。考官张位对其才华称奇，起初将其定为第一名，因不能破例，遂改为第十名，授予户部主事一职。后来张位被罢官，其门生故吏皆不敢前往探望，唯独曹学佺携带大量干粮赶赴码头为其送行。此事被执政者知晓，遂摘取曹学佺会试卷中的言论，斥责其“险怪不经”，将其调任南京天柱大理寺左寺正这一闲职，之后又任南京户部郎中。在担任闲职的七年时间里，曹学佺精心钻研学问。

被劾去职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曹学佺出任四川右参政。当时，四川遭遇灾荒，曹学佺设立粥厂，煮粥赈济饥民，又将饥荒的情况绘图上报，获批发放300万两赈济款，“蜀人诧为三百年未有之殊恩”。四川存在行、坐二税，行税取自商贾，坐税取自百姓。饥荒过后，百姓大多逃亡，坐税无从征收，曹学佺以历年行税的盈余抵作本年坐税，使百姓免受追逼之苦，然而贪官污吏却因少了搜刮的机会而心生怨恨。蜀王府毁于火灾，蜀王要求地方官筹资70万两予以修复，曹学佺援引宗藩条例予以拒绝。四川道路艰险难行，曹学佺集资修复了不少道路、桥梁，受到过往行人的称赞。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曹学佺升任四川按察使。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考绩时，因得罪蜀王而被其诽谤，遭罢职，蜀人纷纷拦道相送。同年，曹学佺返回故乡，在洪塘建造石仓园，藏书达万卷之多。时常邀请文友，举行赋诗会文之举，谈古论今，并创立剧社“儒林班”，福建的文风因此而昌盛。

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桂林的宗室向来骄横，常有不法之举，曹学佺执法公正不阿，遇到宗室犯法者，即命令主管官吏追究惩治；又亲自反复劝导，使宗室肃然守法。有人倚仗宗室势力，私自铸币，曹学佺严厉逮捕问罪，毫不宽容，私铸之风于是收敛；钱局营私舞弊，两年中仅赢利千余金，经曹学佺订立制度，严加管束，一年便获利5000金。广西少数民族众多，官吏、差役敲诈勒索，驻军要求供给酒食，骚扰不止，时常激起民变。曹学佺对官吏、差役严加约束，将营镇改置于他处，严禁驻军骚扰，局势很快恢复安定。

曹学佺

天启六年（1626年）秋，曹学佺迁任陕西副布政使，尚未赴任，便突生变故。原因在于他在所著的《野史纪略》中直书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的“梃击”案本末，魏忠贤党羽刘廷之挟私怨弹劾他，称其“私撰国史，淆乱是非”。曹学佺被囚禁70天后被削职为民，《野史纪略》的书版也被销毁。

崇祯（1628～1644年）初年，曹学佺再次被起用为广西副使，但他坚决推辞不就。当时，福建沿海海盗猖獗，曹学佺建议当局在闽江口梅花、双龟一带屯兵，并建造碉堡、组织居民，共同防守；又分条陈述机宜九事。当局采纳了他的建议，海寇从此远逃。曹学佺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曾筹资疏浚城内外的河道与西湖，并建造洪山、万安、桐口3座桥梁。乡人感恩其德，在洪山桥头为他立祠塑像以祭祀。

国破身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身亡。曹学佺听闻消息后，投池自杀，被家人救起。次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曹学佺进见，被授予太常寺卿一职，不久后升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因纂修《崇祯实录》，晋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当时诸事刚刚起步，朝中大事由曹学佺和大学士黄道周参与决策。隆武二年（1646年），极力赞同隆武帝亲征收复失地，因年迈无法随行，便捐银万两以助军饷。同年八月，隆武帝亲征失败。清军在当年进入福建，郑芝龙降清，隆武帝在逃亡汀州的途中被俘，绝食而死。九月十七日，清军攻陷福州，次日，曹学佺香汤沐浴，整理衣冠，在西峰里家中自缢殉国，死前留下绝命联：“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另有说法称他是在鼓山涌泉寺自缢的。曹学佺死后，其家被清兵抄没，家人也遭逮捕，藏书被清军抢夺一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即曹学佺逝世一百年之后，清政府追谥他为“忠节”。

文学成就

曹学佺一生好学不倦，对文学、诗词、地理、天文、禅理、音律、诸子百家等皆有深入研究，尤其擅长诗词，写景抒情诗是他的专长。他的私人藏书多达上万卷，存放于“汗竹斋”，并有《汗竹斋藏书目》。徐勃记载道：“予友邓原若、谢肇淛、曹学佺皆有书嗜，曹氏藏书则丹铅满卷，枕籍沈酣。”在文学领域，他与徐勃、谢肇浙等人在诗文创作上颇有建树，并带动了自明朝中期以来沉寂的闽中文坛，被视为明末福建文苑的复兴者。他与李贽、焦竑等学者皆有交往，这两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同时，他也接纳了诸多佛教思想。他将佛教的出世解脱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统一，因而其思想开阔，虽在官场多年，但对功名的追求之心并不强烈，内心追求清幽宁静。曹学佺因先后两次被罢职，在家居“石仓园”中著书20年，曾言：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儒家岂可独无，决心修儒藏与之并立。于是，采集四库书，分类编纂，历经10余年，未完稿而明朝灭亡。

其一生著书多达30余种，辑有《石仓十二代诗选》。效仿道、佛二藏，欲修儒藏，明朝灭亡时尚未完成。《周易可说》七卷，《书传会衷》十卷，《诗经质疑》六卷，《春秋阐义》十二卷，《春秋义略》三卷，《蜀中人物记》六卷，《一统名胜志》一百九十八卷，《蜀汉地理补》二卷，《蜀郡县古今通释》四卷，《蜀中风土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蜀画记》四卷，《蜀中神仙记》十卷，《蜀中高僧记》十卷，《石仓诗文集》一百卷，《石仓十二代诗选》八百八十八卷，《蜀中诗话》四卷，另外还有《宋诗选》四十九卷，所有作品总计1329卷。他的著作如《石仓诗文集》因在清初被列为禁书而失传。至今仍流传于世的著名作品包括《一统名胜志》一百九十八卷与《石仓十二代诗选》，另外福建师范大学藏有《曹大理诗文集》十二册（不全），日本东京藏有《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一百卷。

晚明时期的福建，一度成为书家画人的孕育摇篮，曹学佺凭借其才华位列“闽中十才子”之首。据称，在林则徐的福州府第“七十二峰楼”的大堂中，悬挂的正是曹学佺的《贞松图》。其步作洗泉诗轴，行笔犹如行云流水、抑扬顿挫，得晋唐风尚，毫无娇揉做作之态，显露出温婉敦和、落落坦然的君子气象。著名的对联：“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就出自曹学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