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下称“《编年史》”)第一辑四卷本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的一件大事。从全书纵横交错的结构、不厌其详的史料以及微言大义的述论中，不难看出编纂者已具备相当成熟的个人治学理念。
从《编年史》中可以看出编者义理求善、史识求新的学术志向。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曾反复阐述文章“义理”的重要性，推崇“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述庵文钞序》)的境界。李遇春对于现代旧体诗词的搜集与整理也可作如是观。这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旧体诗词何以入史、怎样入史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又牵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调整与重评。正如编者自述：“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百年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资源，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模式。”《编年史》以现代旧体诗词文本为基础，以新的现代性视角为切入，重新提出、定位并评估了民初革命者旧体诗词、抗战文人旧体诗词、流寓作家旧体诗词以及现代媒介传播视角下的旧体诗词等的意义。从具体而微的史论到整体史观，《编年史》在打破既有的常规文学史论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了学科视野，从而具有创新的大文学史观特色。
《编年史》以古今会通的大文学史视野，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视域；以“垒土成山”的气度，成文献史料搜集之功，对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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